6 透过上述略具代表性的个案，本文展示了家国天下当代言说的概貌。

①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民主法治赖以运行的前提条件。(11)目前，我国共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还有将近1000个作为民族区域自治重要补充形式的民族乡。

⑤ 军队本来是国家的，但一个人统领久了，就想变成私人的，甚至当朝廷国家衰落之际，便有私人组织军队，军队私人化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军阀出现。这一制度借鉴了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赋予了巡视制度新的活力。要想震慑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依靠法律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等方面的处罚。三靠党指挥枪原则，打破了军阀把军队私人化的藩篱。[14]在这方面，巡视巡察还创立了专题巡视巡察形式，它的特点是闻风而动(有点类似古代的风闻弹事)，出其不意，哪里有反映就奔向哪里。

⑦这是在党的章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为中国法治理论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定下了总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较早翻译引进的国家法教程看，国家的一切组织及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明显一直放在平行地位论述。

如权威的英文法学辞书，列举power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法律含义或用法达到30种之多。一种是中国最早官费留日学法律归国的杨廷栋发表于1908年的《法律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种中国人撰写的法理学著作。[89]王冠英、林振镛虽区分公法私法，但对权利与权力采平行处理的态度。这部法律形式上是保护外国驻华外交官的外交特权和外交豁免，但因为国际法上实行对等保护，所以它实际上也保护中国外交官在对应国家的外交特权和外交豁免。

其原文是：或曰侠之人挟以权力，侠辅人者也。Frederick Engels，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893， p.140. [109] 详细论述可参见童之伟：《法权说对各种权的基础性定位》，《学术界》2021年第2期，第111-125页。

应说明，虽基于中国法律实践，但权力识别实质标准属学术标准，不仅不简单认可、追随实在法隐含的识别标准，还要审视和评价实在法具体规定的合理性。凯尔逊的著作虽也将法分为公法、私法，但却未将权利分公权私权，[71]因而也不可能有将国家统治权解说为公权之一部分的空间。[38]在加藤弘之眼中，权力是天然的，权利是基于权力而出现的。可以说，这是门当户对的，匹配得相当好。

外文法学译著并不直接是中文法学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它们的概念和基本命题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并作为通识性知识加以运用和传播，这些概念和命题就成了中文法学的组成部分。[27]其中的权力一词，也还是汉唐时期偶尔出现时的权势、威势之意，并非近现代法学概念。资本主义国家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进入21世纪后，随着以权利义务为依托的法现象表达范式的式微和以权利权力为中心的表达范式的兴起，平行型权力在法学研究中已近乎完全取代了附随型权力。

[44] 梁启超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权力思想。例如，1848年麦都司字典对power的汉语解说和例词，就是以能、才能、力量、权柄、权势等为主的，没有提到权力。

（五）从宪法层次或角度观察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下同），方可见它的权力、权利双重属性。中文法学从1910年代到20世纪末对权力的认知状况，我们可在将其同权利或权利义务做比较的基础上分阶段概略地做些梳理。

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在权力学科定位方面持另一种流派倾向的著作是孟森发表于1910年的《新编法学通论》，这本被认为可能是中国人自己编辑出版的最早的一本法理学教科书。笔者带着既定调查目的浏览了20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来数量比较多的中外文法理学论著，明显感到欧美亚太法学较发达国家的法理学者已基本放弃在解释法律现象时用权利遮蔽和取代权力的传统做法，并早已在理论和逻辑上正视体量和占比等指标都得到巨大提升的权力的现状。见《〈法学通论〉与〈法的本质〉》，何佳馨等点校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第59—63页、第77页和目录。法学基础理论滞后于法律实践属于常态，因此，中文法学对权力的认识在一定时段、某种程度上落后于法律生活实际很好理解。以其用权力束缚，故曰强制。近现代中文法学权力概念的胚胎，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末意大利方济会士叶尊孝（本名Basile de Gemona，有时拼写为Brollo da Gemona等）1690年代编写的手抄本《汉字西译》(Dictionnaire chinois-latin，又名《汉拉字典》）里的权字，但此字典的内容后来被编进了由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编纂完成、1813年在巴黎印刷出版的《汉法拉大辞典》。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他划分公权和私权，但公权为国民之权利，不包括国家对国民之权力。

这部分学者不仅把权利中的公权解说为个人对国家之公权，还往往加进了国家对个人之公权，其内容实为福泽谕吉所说的国权之对内部分，即公共权力。丁韪良在将惠顿英文著作汉译为《万国公法》过程中为显示庶民、凡人之权不同于有司之权，迫于无奈做出了在权字后加一利字形成权利一词的做法，解决了权字中用以表述英文法学的right含义或凡人理所应得之分的新汉语载体问题，[17]但专以表述英文法学power和与其对应传统中文含义权势、权柄含义的中文法学语言载体的问题遗留了下来。

箕作麟祥翻译并分五卷刊行的一套日译英文著作，1873年出首卷，1875年全部出齐，在其中的第4卷中他第一次也是此卷唯一一次使用了權力，[32]与其对应的是those with limited powers（那些权力有限的人，指全权公使）中的power。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是通过营利法人和其他组织间接、局部、逐渐展开的，因而其过程也必然展现权力和权利双重属性。

[54] ［日］梅谦次郎（口授）：《法学通论》（第1册），仁和、陈敬第编，丙午社1912年版，目次第2页，正文第105-125页。更具体地说，退步或落后于时代，表现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之支柱的法学基本范畴中既没有权力，又没有表述权力的基础性命题，以及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著作和教材，几乎都没有论述权力的专章，甚至数十万言的篇幅中鲜见权力一词。前述丁韪良在为指代庶民之权的权字后加一利字的行为，使权利得以从母体降生，在两者间率先成了有自己独立汉字载体的概念。[67]20世纪上半叶，在中日两国人民都与臣民、个人、公民通用。

总体看来，自1874、1875年始，权力一词在日本已开始得到较稳定的运用和传播，到19世纪末已获学界广泛认同。[121]可是，读者很自然会发问：法在我国首先表现为宪法，然后是宪法相关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这些法律中规定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权力及其具体表现职权权限公权力往哪里摆放呢？放在权利中吗？果然，该教材答曰：法所规定的权利……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所行使的职权。

国家本身不可能穿上法人外衣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多数国家机关或其所属部门可穿上法人外衣后临时充任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21] 日本学者在1870年代用汉语权力日译英文法学名词power和authority，是否因为注意到了马礼逊1815年字典中对应的权力一词而借用之，值得研究。

其实，刊行于1815年的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中的第一本汉英字典，已于历史上首次在现代法学意义上（即在直接与英文法学名词authority，间接与其同义词power对等的意义上）使用了权力一词。（3） 对权力与权利表面上有所区分，但在根本上混为一谈，而又未说清混为一谈的根据。

[64] （2）明确采用附随型权力概念，认为权利中的公权不仅指公民个人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还包括公共权力意义上的担保权，如奥田义人提到了设官吏以保护人民之权，实际指国家设公共机关之统治权。[67] 同前注［57］，美浓部达吉书，正文第109、124页。这部分国有财产持续地直接体现为公共利益，只有权力特征，并无权利特征。[49]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4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5页。

丘汉平：《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5、95—96页。[84]欧阳谿更将公权直接认定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何勤华点校版，其中较集中谈论权力的处所有第21—23、75—78页。基于以上原理研究权力现象和权力一词，笔者相信确认以下几点认识至关重要：（1）在任何法治国家，法律权力与法律权利的宪法、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法律权利地位无条件高于法律权力的问题，也没有法律权力的地位无条件高于法律权利的问题。

[69] 将政权公共管理权或治权纳入权利的范围，是日本一部分法律学者成体系的理论。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权力起源理论概括为社会剩余产品说，它比法学界已经注意到并有所介绍的强力说（暴力说、霸权说）、天意说（神授说）、祖传世袭说、民意说(民授说、社会契约说）更合理，也可能比用社会实践说、阶级斗争说[104]描述马克思创始人的权力起源观更贴切。